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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政府"给力"于社会，政府放权，由社会自身进行自我建设，政府加以规范和监管，这是一条不同于欧美社会建设自由成长的道路，同时也不是前苏联国家整体性权力解体结局的道路。这种在动态中存在的社会建设路线，堪称一条中间道路―――正如吉登斯笔下的第三条道路：它超越了传统左与右的政治分野，既主张建立自由竞争的市场与社会，又主张政府应当扮演保护社会提供基本保障的角色。
社会：是领域更是主体
社会管理创新以及社会建设已经走入官方主流话语。在全国省部级高级研讨班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提出了要求社会管理创新的八点意见，要求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意义。面对转型期的躁动，社会建设以及相关社会管理新机制，将越来越多地被讨论和重视。
现在人们思维中存在一个误区，或者说是一个旧观念，他们把社会看做一个领域，相对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只是一个领域的概念，因此自然地，社会更多地被定位成一个管理对象，大力提高社会事业科教文卫水平的提法，均是遵循把社会当做一个领域的取向和逻辑。在政治社会学研究者看来，社会更重要的其实是一种纬度，国家是一个纬度，市场是一个纬度，社会不仅仅是个领域，还是一种独立的主体。社会管理的正常思路，首先要有社会主体的存在，然后加以规范和管理，所以目前被挤压的社会的维度首先要正常培育起来。
相对于比较薄弱的"社会领域"，郭于华认为，目前最缺的还是社会主体的建设。在目前的官方话语中，社会管理要搞好，必须加快推进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在这套话语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被表述成社会建设的重点。
但在郭于华看来，社会的基本保障肯定需要一个改善的过程，但仍要防止出现单纯依靠民生建设推动社会建设最后却一厢情愿的局面。如果总体性权力不受制约，它不可能自律廉洁，所谓的民生建设的任务，最后被异化掏空得支离破碎。从国家、市场、社会的关系维度来看，权力与资本的联盟，是原子化的社会根本无法应对的。当中国加入W T O组织的时候，举国上下都认定，从此往后，中国经济将与世界全面接轨，市场化改革如滔滔江水，"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人们无法想象的是，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垄断产业不断侵蚀各种产业包括大举进入房地产，权贵资本的汹汹之势，宏观手段干预微观经济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但调控的效果却越来越差。
如果把社会比作一艘大船，民生建设的滞后相对于整体性权力侵蚀带来的新问题，究竟哪个是小小的缝隙，哪个是被撞出的大洞，尚需要仔细评估。
社会建设：历史照进现实
郭于华总结了近年来的社会建设实践，事实上有些是以压制或打击社会自主性的方式去建设社会。在轰轰烈烈的社会建设运动中，政府设立了许多负责社会事务的新部门、新机构，在一些社会领域中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人力，结果却是一个悖论出现了：社会不是越建越大，反而是越建越小。一些地方在社会建设口号下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重新加以控制，透过各种社会事业和社区建设专项资金的投入，达到控制和占领社会的目的。甚至一些地方的社会管理职能，被简单看成强力机关的维稳的职能―――管理和管制社会。
如果反观现有的社会实践，社会自主性弱、组织化程度低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各个部分的发育程度也很不均衡。根据清华大学N G O研究中心已有的调查，"非政府组织在那些相对说来政策宽松、易于得到资源而进入门槛较低的领域已经开始出现低水平重复的现象，但那些存在大量社会问题、迫切需要公民参与的领域，包括一些重要的公共政策领域，如失业与就业、社会保障、劳工权益保护、国际区域冲突和外交等领域，却因种种原因极少有非政府组织进入。"这也证明，社会恐惧症恐惧社会症，对于政府权力来说是一种必然的存在，也证明社会的力量对政府权力天然会形成有效的制约。接下来，如何克服社会恐惧症，拿出培育社会主体的实际有效措施，已是当务之急。南方都市报nddaily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在社会建设中，"组织建设的主体究竟是谁"的问题要明确起来并不容易，历史的遗产也可能成为当今的负担。在权力主导下的社会建设中，自组织的、自主性的社会生活甚至受到压制或抑制。社会建设就其根本而言，应该是一个"自组织"而非"他组织"的过程。组织建设曾经是中国共产党的优势资源，梁漱溟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谈到之所以佩服毛泽东，正是他高效组织起来了农民以及各个派别。
时过境迁，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命题。中国共产党曾以革命党的方式发动社会完成民族国家建设的政权建造，甚至部分奠定国民经济的骨干―――工业化的基础，而当中国要最终完成政权的现代化建设时，传统的依赖整体性权力的社会组织方式是否继续有效？
社会建设有没有中间道路
在社会建设问题上，当前所遇到的最大的历史遗产便是如何面对整体性权力。当然，中国改革的历程经验得失已经部分回答了这个问题。郑永年在《联合早报》撰文总结了这一历史逻辑，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里，中国所取得的成果就是政府和人民互相"给力"的结果。在上世纪80年代，当时的执政者"给力"社会和人民，最形象的说法或者政策口号就是"放权让利"。"放权"就是中央政府"给力"于地方政府，政府"给力"于人民；"让利"就是中央政府把利益分给地方政府，政府把利益分给人民。地方和人民被"给力"了，又得到了利益，改革才会充满巨大的动力。
在中国的政治结构中，政府如果要"给力"改革，就首先必须"给力"于社会；只有"给力"于社会而不是"给力"于已经强大起来的利益集团，社会才会"给力"于政府。社会力量最后的结局，取决于政府"给力于谁"的选择。
政府"给力"于社会，政府放权，由社会自身进行自我建设，政府加以规范和监管，这是一条不同于欧美社会建设自由成长的道路，同时也不是前苏联国家整体性权力解体结局的道路。这种在动态中存在的社会建设路线，堪称一条中间道路―――正如吉登斯笔下的第三条道路：它超越了传统左与右的政治分野，既主张建立自由竞争的市场与社会，又主张政府应当扮演保护社会提供基本保障的角色。南方都市报nddaily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这是社会建设思路中的一种理想，现实依然沉重而让人无奈。在郭于华看来，从温和、谨慎出发，目前社会建设的突破点就在于"能动社会"。社会建设的使命是制约权力、制约资本，她认为目前首先应该从制约资本的角度，允许一个维护自身经济利益而非政治诉求的能动社会出现，先解决劳资关系的冲突。因为缺失了正常的社会关系社会生活，民众的共同利益无法凝聚起来，如果工人、农民能够有解决自己利益的能力，那么社会力量的壮大自然会不在话下。
在这样的路线中，中国左与右的知识分子都有自己使命：正如秦晖教授所说，左派为民众争福利，右派为民众争自由。尽管今天知识分子群体经常难以担负起启蒙的角色因为利益集团化，但他们依然保有回归自己角色的空间――― 捍卫社会。 南方都市报nddaily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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